唐代还没有活字，但已经有雕版印刷技术，印一本书要雕成全部的书版，当时成本之巨大现代人无法想像。也只有传世重要的经典，才有条件开版刻印，开印的如果不是官方，民间刻印需要募集重金，比如刻印佛经，那是需要无数信徒募捐的。如果你需要一本书，市面上买不到，也不可能因此去开版刻印，怎么办？在当时最流行的做法是把这本书抄下来。

再举个例子，医师传弟子一部《黄帝内经》。很多时候都是口述，一字一句讲解，弟子要像刻碑一样铭记在心里，师徒两人手里都不拿这本书。如果师父手里有书，弟子学完征求师父同意之后会把它抄下来，连着原文和注解一起。如果师父身边恰好没书，那么有心的弟子也会把自己所学完全默写下来，成一本传世之书。假如师父把自己手中的书送给了弟子，那是一种重要的恩赐。大多数情况下就意味着传衣钵了。

那么有大户人家藏书甚丰，都是怎么来的呢？其一是历代攒下来的，其二是请人抄的。这种传统其实一直到民国初时还有，比如鲁迅笔下的那个孔乙己，能写一手好字，曾有人请他到家中去抄书，结果孔乙己经常玩连书带人一起失踪，被抓回来自然是一顿臭揍。请人抄书也只有家资丰厚的大户才有条件，子弟不珍惜仅用来装门面就太可惜了。

很多时候我们看古代故事，觉得匪夷所思，文人清谈也好僧人辩经也罢，都是引经据典信手拈来，似乎自己学过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这不是夸张，真正博学之人，学问不是在书架上，也不是在百度上，而是在心中。后世随着印刷术的流行与进步，书籍逐渐走下神坛，但传统的治学精神还一直香火延续，学什么东西是一回事，治学的态度是另外一回事。

我们可以做个比较，一直到民国时期，三十年代前后那一批成名学者，是从旧时代走过来放眼望世界的最早一批人，他们接受的思想与现代学者接受的思想已经没有本质的不同，但是当代却很难再出当年那样一批大家。原因有很多方面，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，是根基不同，包括曾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鲁迅先生在内，那一批人早年治学的根基太扎实了。

也许从学习的内容来看，现代人所学自然比古人先进科学了很多，但是从当代教育所培养的治学精神来看，有一种非常保贵的传统已经逐渐被丢弃甚至割裂了——这是梅振衣与于唐代正式开始请师学习所获得的第一感受。

星云师太来上课，与现代学校的作息当然不一样，她是三、五天才来一次，讲解教授一段文字，留下功课，然后让梅振衣自行温习，下次再来检查，如果都学会了就教下一段。梅振衣上课时，谷儿、穗儿就在一旁伺候着，端茶递水研墨洗笔，也等于一起学了。无论师太教什么他自然是一学就会，星云师太惊为神童。对于梅振衣来说，也等于是经历一场古典再教育。

私下里无事，他也考考两个丫鬟学的怎么样，没学会的再指点两句。就这样，师太考他的功课，他考丫鬟的功课，没事摸摸小手开个玩笑，小日子也过得其乐融融。